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被专家誉为“第一部唐宋词流派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书不仅力破“婉约、豪放”二分法的传统词论，重新建构流派理论与流派史体系，具有开拓精神，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体恤情怀和“了解之同情”。
以颇有争议的词人柳永为例，历代文学批评家多数从观念出发，在对柳永了解不多或并不真正了解的情况下，说他“玩世不恭”、“浪子作风、狂荡生活”、“缺乏理想”、“体现软弱的阶级本性”。连柳永的作品“也蒙上青楼调笑的作风”云云。而刘扬忠先生却力排众说，从时代风气（享乐成风）、时代风格（浅斟低唱）、审美时尚（崇尚阴柔之美）、个人遭际（屡试不第、仕途坎坷）以及柳永才之所长、性之所近（精辞章、通音律）等方面，给柳永以同情和体恤，得出柳永的艺术选择“对于当时汹涌着的市民文化潮以及整个宋代文学发展是一种适时适势的顺应和推动”的结论，刘扬忠先生认为柳词中柳永的自我形象“是历史上尚未见过的市民文艺家的形象”，柳词自立于宋代雅词之外而自成一派，柳永是俚俗词派的开山鼻祖，“是个音乐素养和辞章素养兼备的天才，一位同时具有创调与创意的双重智慧的字匠”，一位超越旧的艺术传统和规范，提供了前代和同时代所没有的新东西的“创派大家”，从而确立了柳词在唐宋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刘扬忠先生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经历柳永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但是由于他的体恤情怀，使他尽可能地“走进”那个时代，深入柳永的内心，去感受柳永的情感，因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真实。若没有这份体恤情怀，而仅仅站在某种观念的立场上，是无法解释柳永这个文学之谜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以上公允的评价和对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词派的科学界定和划分。
刘扬忠先生的体恤情怀在对宋代歌妓于词的风格体貌形成的重要参与作用的评说上，表现得尤为感人。他认为，合乐应歌一直是词体文学创作的主流，宋人的审美情趣偏于阴柔之美，表现在曲子词的创作与演唱上特重女音，并要求女艺人色艺俱佳，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歌妓以其艳丽的体貌和柔美的音乐素质全面参与了词的审美活动。宋词从文字写作到通过合乐演唱实现其审美效应的全过程来说，实际上是词人和歌妓两相合作的产物，同时宋词从内容、意境到外在的文字、语音风格上，都烙上了歌妓所代表的阴柔之美的印记。刘扬忠先生认为“歌妓参与了宋词发展史的全过程，对于宋词的独特风格流派面貌的形成起过重要的作用”，“宋词兴盛繁荣，不仅要归功于那些文人士大夫，而且要归功于这些参与了创作的歌妓”，文中还把生前被侮辱被损害的富有文学才华的歌妓的名字罗列出来。这样的评价是前无古人的，这里没有不屑、没有刻薄，有的只是理解、同情、尊重与体恤。这种学术品格，是刘扬忠先生给我们的一种启示。
透彻全面的风格辨异则是《唐宋词流派史》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观《唐宋词流派史》全书，辨异思维贯穿始终。作者牢牢把握唐宋词各重要流派形成的历史背景、文化条件及其兴衰流变的大致过程，展示了各流派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流变历史。在同中辨异，在异中辨异，具体对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做法和习见的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偏执一端的观点。
在诗词研究和教学中，人们习惯把苏东坡、辛弃疾归入豪放派，或苏、辛并称，或谓苏东坡是豪放派的鼻祖，辛词是东坡体在南宋的一个分支。刘扬忠先生则认为，同为革新词人，其主导词风都趋向阳刚一路，从这一点上讲将苏辛并称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苏辛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个人遭际不同，个性气质不同，主体意识和审美追求也不相同，因而这两大家主导风格各趋一途，实在难为同派。苏词清旷放逸，富于文人雅士之美；辛词则雄豪悲慨，另具英雄侠客之姿；苏词的风格是旷达而非豪放，“旷”和“适”是苏轼个性中带本质特征的两个方面，疏放、洒脱、清旷、飘逸是苏东坡个性化的主导词风；辛词的主导艺术风格是豪壮悲慨而非豪放。英雄使命意识、民族忧患意识、尚武任侠的军人意识、社会批判意识和反传统意识以及以笔代剑的创作观和“意真”、“情真”的审美理想追求，都使辛词成为这位英雄豪杰个性的延展和外化，“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他的词作充满“崇高、雄豪、壮美”的风格。稼轩对于东坡体，“是绝对地创新多于继承”，他是继东坡之后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另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峰”。综观宋词流派衍化历史和辛弃疾的创作实践及其在流派形成中的作用，不能不信服作者的眼力。风格辨异突现苏辛两人的不同的风格，帮助读者在对比中把握苏、辛两家所独具的艺术特征。
再如，在宋南渡词人的庞大群体中，刘扬忠先生认为李清照是高标见世、独树一帜的“婉约正宗”，这个结论也是风格辨异中得出的。与众多的南渡词人对比，李清照与他人不同之处在于她是以自写心灵隐衷，自抒个人生活中的悲愁感受来间接反映那个时代的；而其他南渡词多以描写历史事件直接抒发政治豪情来反映那个苦难的时代。在词风的转变上，众多的南渡词人都是从南渡前的欢愉平和之调变为伤离忧时的悲郁之调。不同的是其他南渡词人变以词抒情为言志，变阴柔之调为阳刚之调，变婉约词风为豪壮词风，少了儿女情，多了风云气。而李清照的词风从南渡前的欢快明畅、清雅缠绵变为南渡后的哀惋悲凉、凄恻低回，但一直保持着“自鸣天籁”、“婉曲柔丽”的特色。她坚持词“别是一家”，维持词的婉约谐律、专抒情而不言志的正宗传统，保留了词体的文学本色。正是这样，这就使得李清照在南渡词人中异峰突起、一枝独秀，她以独特的女性身姿在男性统治的词坛开径独行，划下一道与众不同的艺术发展轨道，她在南渡后创作的“沉哀入骨”的词章成了那个苦难时代心灵绝唱。刘扬忠先生说，李清照一个人的存在就足以抵一个词派的存在，她走的是“婉约正宗”的道路，她是唐宋词风格流派演化史某一特定阶段的一派中“独秀者和承上启下者”。风格辨异把李清照的过人之处展示出来，也确立了她在流派演化史中的科学地位。
从文化大背景切入，从时代精神和群体审美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唐宋词流派的衍化规律，使作者视野开阔，便于进行全景式的透视：透彻全面的风格辨异使内容充满思辨色彩；体恤情怀又使得作者对各流派的主要人物的评价更科学更公允，更切合时代的实际、人物的实际和流派衍化的实际。刘扬忠先生成功地建构了唐宋词流派史的基本框架，读者从中看到了唐宋词流派“流”的历史时序、“派”的阵容规模，看到了唐宋词流派各自的时代特色、群体审美倾向及应有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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